徐永光的博客

徐永光

2008年5月8日

    “北京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招聘教育家做校长”、“南都公益基金会要为农民工子女寻找百名教育家”。消息传出，有朋友问：是玩真的还是做秀？我说：当然是玩真的。我可不会做秀！

    从2001年黄鹤跑到我的办公室说要办打工子弟学校、我帮他张罗53，000元（其中青基会50，000，我个人3，000）开始，我就非常注意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10届政协期间，写了3个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提案，其中2003年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并获优秀提案奖。2004年，我的老朋友、嘉里粮油集团副董事长钱兴中给中国青基会送来5000万，建立“金龙玉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启动了“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这是企业支持的首个大规模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项目。

    在项目启动时我发了一通危言：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农村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失学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大约也在100万；从地域看，前者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后者生活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从影响和后果看，前者是当时中国两亿文盲大军的“后备军”，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构成很大的社会威胁，后者，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而埋下“定时炸弹”的正是今天的国家和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教育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我呼吁：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本，这个成本需要政府、全社会和农民共同来承担，而不应由农民独自来扛。农民工的后代，原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出现进城的“流动儿童”被社会边缘化，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

    四、五年过去了，农民工子女依然背着“双Liu”的名称，他们的教育境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日益严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流动儿童的教育成为了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全国妇联日前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约有3000多万人”。这种以骨肉分离、儿童家教和亲情缺失，以亿万家庭不和谐乃至家庭伦理颠覆为代价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是到了该彻底反思和改变的时候了。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06年开始筹备时，很庆幸我与基金会出资人周庆治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看法不谋而合，而且他更主张直接为进城流动儿童创造读书的机会。还庆幸遇到当时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与陈宇廷共同创办NPP（公益伙伴基金会）的程玉博士。她在美国读了教育学博士和心理学硕士，欣然投入支持新公民学校项目的研究。由程玉担纲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迄今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一社会问题分析最透彻、思路最清晰，尤其是找到了解决方案的一篇研究报告（附后，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

    报告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剖析，令人信服。说到：政府失灵理论证明，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部分人的过度需求（excess demand）得不到满足，另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differentiated tastes）也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政府失灵的情况下，NGOs应运而生，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政府失灵理论对于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中国传统教育体制采取“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城乡分割二元制度，即使农村跨村上学也很困难，由农村到城市公立学校更加困难。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传统的教育体制无能为力。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城乡关系在改革中的急剧变化、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这可以看作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第一次失灵。

    为了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1996年至今，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教育政策与法规。这些教育政策与法规，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与执行，只解决了一部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教育政策不能完全满足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存在失灵现象。这是政府的第二次失灵。

    市场失灵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在中国为什么市场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子女教育需要，为什么需要NGO组织的介入。通过对政府的分析发现，政府的教育政策，只能满足部分流动儿童上学需要，还有很多的流动儿童无学可上。此时，以市场方式运行的营利性学校应运而生，解决了部分剩余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对政府失灵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但是，市场也没能完全满足剩余流动儿童教育的需要，同样存在失灵的表现。

    一方面，由于学校有营利目的，阻碍了社会捐赠的积极性，学校难以引进社会资源；为了营利，学校尽量降低投入和教师工资，虽然学费也相对较低，但是教学质量也很低，即处于"低投入、低收费、低薪酬、低质量"的"四低"状态。学校的"四低"状态，使其更加难以得到政府的承认，取得合法的办学可证，政府的资源也难以进入学校。营利性导致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产生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让南都基金会找到了通过公益投入建立新公民学校的战略目标，即办公益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学校的战略定位是：非营利、平民性、高质量。并以这三大支点撬动政府、企业、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2007年6月召开的南都基金会首届理事会，完全同意《新公民学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新公民学校发展目标和品牌管理规划，决定在未来5-10年内，资助建设100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金额为150万-200万-这只是带有“种子基金”性质的启动资金。新公民学校还必须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动员社会资源，依靠校董会的有效治理和优质教育结果，获得可持续发展。

    程玉受南都基金会邀请担任了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理事长，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铁杆志愿者。她认为，新公民学校应该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有质量的公平教育。根据农民工子女的特点，新公民学校应以"三自"为教育理念，即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学能力和自治精神。这一观点得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首肯。目前，南都公益基金会正研究制定新公民学校教育教学标准、品牌管理规划，目标是走出一条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民办公助、教育家办学的新公民学校办学路子。这将是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不仅协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有书读的问题，还要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打造城市新公民。

    温总理在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家办学”的思想。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教育群体，更需要大量教育家。寻找教育家为农民工子女办学是南都基金会的坚定信念。

    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称得上教育家？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陶行知先生说：“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新、开拓，教书育人。教书不易育人更难。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说：“误用光阴比虚度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能给农民工子女“对的教育”的教育家。

    南都基金会去年5月成立后，即开始实施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已经在北京建立2所新公民学校，今年计划在北京、广州等地建设6所新公民学校。新公民学校的建设，软件投入比硬件投入更重要。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招聘教育家做校长，是南都基金会为农民工子女寻找100名教育家的第一步。一个南都基金会要办100所公益学校，找100名教育家。随着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关注度的逐步提升，希望还会出现100个像南都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为农民工子女建10,000所公益学校，寻找10,000名教育家。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既有进城读书难的现实刚性问题，也有融入城市难的长期复杂问题。解决这么大的社会问题，完全由政府自己独揽，或强调政府责任一味推给政府，都是不明智的。没有社会的参与，没有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家庭的良性互动，对于两大问题的解决都不利。社会的参与，财力资源的投入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而通过民间捐赠所带动的志愿精神、公民互助精神，不仅是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融合剂，也是降低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摩擦、促进社会和谐的巨大社会资本。

    与希望工程救助的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父母给城市的企业创造了财富，为城市的建设繁荣发展留下了辛勤的汗水。受益于亿万农民工的企业家和城市居民们会懂得，帮助农民工的孩子，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既然过去十几年间城市社会能够为“远在天边”的农村孩子贡献13,000多所希望学校，在未来更长时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再为近在眼前的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贡献10,000所新公民学校，寻找10,000名教育家，不是痴人说梦吧。

    附：《新公民学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